淨土真宗簡史（村上專精）_淨土真宗法雷學派

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釋蒙光編按 2023-12-13

《日本佛教史綱·淨土真宗》（村上專精）

編按：村上專精是日本佛教學、真宗學的巨擘，《日本佛教史綱》是奠定其“佛教史學泰斗”地位的大著。全書提綱挈領，將佛教進入日本到明治維新的歷史，方方面面加以精當敘述，是日本佛教研究界早期著作的代表。今距首版已逾百年，世界範圍內對日本佛教的研究已有相當大的推進，但本書在日本的佛教研究界仍有極高地位。《日本佛教史綱》分上下兩卷，上卷出版於1898年，下卷出版於1899年。此後幾經再版。中譯用1939年日本創元社列為“日本文化名著選”的再版本。此版曾由著名佛教學者宇井伯壽(1882-1953)作校訂。中譯者楊曾文，曾著有《日本佛教史》。

村上專精是佛學與真宗學大師，一生勇於求真，致力思攷研究。其早年受西洋學術思潮影響，曾倡導“大乘非佛說”，晚年則回歸真宗信仰的傳統立場。其於佛學、真宗學的歷史、義理的敘述，非僅是知識的理解，更有性情與信仰的浸潤。此次特從整部《日本佛教史綱》中摘出真宗相關部分，稍加編輯，作爲一部獨立的真宗簡史。原文不作改動，保留原章節名，注意敘述內容的聯貫性，原譯者注以方括號形式保留。

第三期　淨土宗、禪宗、日蓮宗時代［1192—1603］

第一章　本期佛教的大勢

本期佛教可分三個階段，即到北條氏滅亡［1333］前後為一階段，此後到“應仁之亂”[“應仁之亂”：應仁元年［1467］，室町幕府“管領”細川勝元與“侍所”山名宗全為首的雙方，以足利氏的後嗣問題為導火線發生的爭權鬥爭，戰爭達十一年，破壞性很大。在此後即進入“戰國時期”。]為另一階段，從“應仁之亂”以後為第三階段。鐮倉幕府時代，是日本佛教史的中心，從文治二年［1186］源賴朝開設幕府，到北條高時的滅亡，將近一百五十年，可以稱為新佛教興起的時代。此後是後醍醐天皇建武年間的中興［1334］，接著是南北朝的分立［1336—1392］，過了六十年，南北合一，足利氏掌權，過了七十年左右又有“應仁之亂”。這一階段裏面，京都、關東的新佛教都在擴大傳教範圍，但其中唯有禪宗佔據統治地位，上至天皇下至將軍、地方武士，都皈依禪宗。“應仁之亂”以後，禪宗的勢力突然削弱下來。在這個劍戟相磨、喊聲相應的時代，真宗、日蓮二宗反而為以後的興隆逐漸建立了基礎，淨土宗在東部地區也很有發展。

在本期的第一階段，平安時期的佛教一時大為衰頹，僧侶如同武士，都持刀擁眾，高僧除了祈禱佛助之外一無所能，而高官高位之輩，都出自權門閥族，除以虛榮相誇外，何曾有一念菩提之覺悟。然而，物極必反，自從源氏、平氏交戰以來，高僧在四方興起，挽回此頹廢的佛法，開創興隆正法的好形勢。法然上人在安元元年［1175］首倡淨土宗他力法門以來，其下雲集有聖光、證空、隆寬以及其他俊才，中川的實範上人、笠置寺的解脫上人，其他如叡山的顯真、慈圓、良快、證真、靜嚴、澄憲，以及高野山的明遍、三井寺的公胤等千秋法匠，也都跟法然上人學彌陀本願的教義。栂尾的明慧上人名聞當世，曾著《摧邪論》來駁斥法然上人的教義。他們彼此對立，確乎成了一代的盛觀。在法然開宗宣教以後十六年，榮西禪師從宋朝歸來，首次宣導臨濟禪，獨立於南北諸宗之間，駁難辯說，主張圓、密、禪並立。他往來於京都、鐮倉之間，大力傳佈禪宗的“教外之意”[禪宗把佛法分為教內、教外二法。教內法，說是佛陀以言語傳授的說教；教外法，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禪宗教義。]。榮西禪師滅後十餘年，道元禪師傳入曹洞宗。榮西禪師的禪宗，還不能完全擺脫以往佛教的習尚，兼傳圓密二教，沒有把三宗完全分開；作為純粹的禪宗進行傳佈的，是從道元禪師開始的。不到幾年以後，大悲、興正二菩薩又復興了律宗。在此以前二十四年，泉湧寺的俊芿興北京律，接著，淨業律師建立了戒光寺，南北二京戒律的法門極盛；其中受學、受戒於大悲的招提寺和興正的西大寺的，據稱成千上萬。興正的弟子忍性菩薩首次到東邊的鐮倉布教，大悲的弟子圓照上人再次主持東大寺的戒壇。

當時天下的實權掌握在幕府的手中，朝廷只不過擁有虛位，隨著政治中心轉到鐮倉，佛教各宗也漸漸以鐮倉為中心，集中到關東。此後足利氏又把政權推及於京都的時候，佛教出現了東西分立發展的局面。而到了德川幕府的時候，關東的佛教得到了極大的方便，而京都的佛教卻招致很大的挫折。於是鐮倉初期，榮西首先在東部開創壽福寺，忍性則進入極樂寺。此後在元仁元年［1224］，法然上人之徒親鸞在常陸稻田開創真宗，遊化於常、野之間。過了二十年，宋僧道隆來到建長寺。又過七年，日蓮上人創立日蓮宗，進入鐮倉松葉谷。而一遍上人得到“熊野權現”[“熊野權現”：即熊野的神。有三個祭處：熊野的本宮祭伊奘冊尊，此神被當作彌陀佛的化身；新宮祭事解男神，被當作藥師如來的化身；那智祭速玉男神，作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權現，即佛菩薩化身（垂跡），也叫權化；佛菩薩本身則叫“本地”。這是神道教依附佛教的表現。]的神啟示創立時宗，正值日蓮上人流放佐渡［今新潟］被赦免的前一年。當時法然上人之徒聖光上人，赴鎮西大力傳教，隆寬律師被流放死於相模飯山，金光上人被遠配奧州，弟子源智、證空、聖寬等，則都在京都傳佈其教義。不久，聖光的弟子然阿良忠離開京都，仁治元年［1240］來鐮倉住在光明寺，其門徒，京都三個，關東三個，分別在東部、西部發展本宗勢力。日蓮宗在日蓮上人寂後以身延山和“三長三本”[“三長三本”：指日蓮死後的三弟子日朗、日昭、日頂及所在的寺院本門寺、妙本寺、法華經寺。另一弟子日向為二代教主，在身延山久遠寺。]的諸寺為首，主要在甲斐［今山梨］、武藏、房總地方傳播，在禪宗的祖元和淨土宗的良忠等人圓寂後數年，日朗的弟子日像上人首次到京都宣講唱題成佛之義[見本期第二十三章。]。在這個期間，禪僧來往於中日之間的極多，特別是像北條時賴、時宗、貞時[北條時賴、時宗、貞時是鐮倉後期的“執權”，掌握全國實權。]等人都篤信禪宗；在道隆以後，祖元、一山、子曇、鏡堂等人都是從中國來的禪僧，而聖一、覺心等人則是日本入宋的僧侶。其他可以稱作名德的不勝枚舉。只有曹洞禪因為道元禪師為了避開世人的昏憒和喧鬧而退居越前［今福井］，以接受少數信徒為旨，因而沒有廣泛傳播。總之，這個時候的佛教宗派約有十二個，其中法相宗、三論宗、華嚴宗、律宗、真言宗、天台宗等舊宗派，在此時雖也多少挽回了一些勢力，但其他如淨土宗、禪宗（臨濟禪、曹洞禪）、日蓮宗、真宗、時宗等都是在此期興起的新宗派。其他像南北律宗的名師不斷出現和真言宗新義派的興起實際也是同一時期的現象。

從北條氏末年經過南北朝到“應仁之亂”的一百五六十年間，這是本期第二階段。天台宗、法相宗、三論宗等舊教派，久已陷於沉滯，幾乎是有其名無其實，而淨土宗在良忠上人以後，日蓮宗在西部的日像上人、東部的日輪上人以後，門徒逐漸增多，教域也日漸擴大。淨土宗在京都以知恩院、知恩寺、金戒光明寺、禪林奪、悟真寺等為代表，大寺屹立四方，高僧一時輩出，特別是繼承禮阿上人法系的敬法及其弟子等熙，朝廷對他們皈依最深；良如在敦賀開創西福寺，首次在北國進行教化。淨土宗在關東建立了高聲寺、正定寺、常福寺等大寺院，其中寂慧上人的白旗派，弘化於武藏、相模、常陸和下總一帶地方，南北朝時，又出了了譽、酉譽兩上人，在東國大力傳教，而澄圓菩薩還到過中國，傳入慧遠的念佛法門，普化於東西兩地。日蓮宗自從日輪上人經管本門寺、妙本寺兩山以後，法華經寺和妙法華寺等也漸漸興盛，信徒日增；在京都，繼日像、日靜二上人以後，日像的門下出了妙實上人。到了朗源、日霽二上人的時候，建立了妙滿寺、本能寺、妙覺寺等寺院，竭力與叡山山僧大肆爭奪天台法華宗之名。這實際是真言宗的宥快、華嚴宗的凝然、曹洞宗的圓明國師前後輩出的時代。而臨濟宗的勢力更有所發展，鐮倉的“五山十刹”[“五山十刹”：臨濟宗建立。鐮倉五山是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五寺，十刹是相模的淨智、禪興、東勝、萬壽寺，築前的聖福寺、山城的萬壽、真如、安國寺，豐後［今大分］的萬壽寺，上野［今群馬］的長東寺。京部五山是天龍、相國、建仁、東福、萬壽五寺。十刹是：山城的等持、臨川、真如、安國、大福田寶幢五寺，築前的聖福寺，豐後的興聖萬壽寺，駿河［今靜岡］的興國清見寺，美濃的定林寺，羽州的崇福寺。]不久也在京都照樣修建，其中南禪寺位於五山之上，僧錄司［設在相國寺］出入於足利氏邸宅，道隆、祖元的法孫充斥東西各大寺，祖元的門下經高峰顯日到夢窗國師時，幾乎達到了頂點，更甚的是僧侶干預內政外交，這雖然多少有些好處，但畢竟與嬖官、婦女一起攪亂了足利氏的政治，以致成為引起天下騷擾不安的原因之一。只有曹洞禪，因圓明國師得到後醍醐天皇的厚遇，逐漸流傳於地方武士之間，其門下出了峨山、明峰二哲，峨山之下又出了十哲，他們分散到四方，大力傳播曹洞禪風，一時極為興隆。

“應仁之亂”以後的佛教又不值一提。天下紛擾不止，京師寺院大部分化為灰燼，從相國、知恩兩大寺到日蓮宗的二十一寺全部化為烏有，到了織田、豐臣二氏的時代，叡山、根來寺也不能免於此災，僅有天台宗真盛派不過稍稍有些起色。還有真宗的蓮如上人，乘此戰亂之機到越前地方宣傳真宗教義，此後直到顯如上人為止，雖然屢次動用兵力，以致發生一向起義的騷擾[日本史稱為“一向一揆”，也有人譯為“真宗起義”。“一向”即一向宗，也就是真宗，“一揆”是暴動或起義。詳見本期第二十六章。]和石山之戰，招致因織田氏戰敗而來的災禍，但畢竟為本宗的興隆創立了開端。日蓮宗被叡山山徒看成是僭稱法華宗的宗派，為此，幾乎全部寺院被毀，但這反而成為以後該宗義學興隆的一個原因。只有關東的佛教依然如故，特別是淨土宗還出了道譽、感譽二位傑僧，開創了大岩寺和蓮馨寺，其他一些在後代檀林聞名的寺院，很多是在這期間建立的。唯獨禪宗的勢力已經極度衰退，失去往日的盛觀。

第十一章　淨土真宗的創立和親鸞聖人及其門徒

親鸞聖人是京都人。據其《傳》，他俗姓藤原氏，父名有範，生於承安三年［1173］四月一日，幼名松若麿，四歲喪父，與弟淺麿（後入天台宗，稱為尋有）同由伯父範綱收養。八歲時，母親死去，悲慟不已，逐漸有出離塵俗之志。第二年，他投青蓮院慈圓僧正的門下出家，法名“範宴”。住叡山十年，又到南都研究三論、法相諸宗之學，後又回到叡山。此時親鸞聖人心中深有所感。屢次進東西各塔，向諸佛菩薩祈禱，希望諸天善神佑助，苦思冥想出離穢土的要道，逐漸形成了避離榮貴、過隱遁生活的強烈願望。建仁元年［1201］正月，他到頂法寺六角堂日夜祈禱了一百天。在途中遇見聖覺，第一次聽說法然上人的念佛易行法門已經傳佈的消息，第二天立即到達吉水拜謁法然上人，接受其教誨，改名綽空，以後稱善信，住在岡崎。建仁三年［1203］，他三十一歲，娶藤原兼實之女玉日。翌年，從法然上人受《選擇集》的傳授。承元初年，發生住蓮、安樂事件，他也受到牽連，被判減死一等，發配越後國府，因罪改名“藤井善信”。此時，親鸞年三十五歲。他到達流放地以後，自稱“愚禿親鸞”。在此住了五年，到建曆元年［1211］十一月遇赦，第二年四月打算回京都的時候，於途上聽說法然上人已經入滅，於是想再到東北諸國傳教，便從越後到常陸（有人講，八月離開越後回京都，十月又離開京都到常陸），在下妻、小島等地住了數年，後來在稻田住了十幾年，元仁元年［1224］正月，在稻田的僧舍著手寫《教行信證文類》六卷。此即淨土真宗的開創。當時其妻玉日已在京都死去。他又娶三善為教之女為妻。此即慧信尼。慧信尼的性情敦厚，他對親鸞聖人在東北傳教幫助很大。親鸞在常陸、上下野地方前後有十餘年，後來在回京都的途中，受到相模足柄江津的道俗二眾的挽留，在那裏住了七年。此後他從江津出發，經過美濃近江諸州，嘉禎元年［1235］八月回到京都。親鸞聖人在承元年間［1207—1211］被流放，當時年三十五歲，經北部而於此時回到京都，前後達二十八年。他後來從京都的岡崎移到西洞院住，二十餘年時間專門從事著作，東部地方的門徒，也常常來探望他。其著作有《和讚》《淨土文類聚鈔》《愚禿鈔》三部，其他小部著作，則不勝枚舉。親鸞於弘長二年［1262］八月移到其弟尋有在富小路的善法院居住，十月得病，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他面向西方，口誦彌陀名號，安詳入寂，壽九十歲。明治九年［1876］，天皇賜以“見真大師”的諡號。親鸞聖人有四男三女。長子範意，玉日所生，後皈依慈圓的門下，改名印信。其他六個孩子都是慧信所生。其中長男“慈信房”善鸞，因故被斥逐，住奧州的大網。其他諸子，都分住各地，只有小女彌女，跟隨親鸞聖人在京都，後來稱為覺信尼。

親鸞聖人的門徒很多，真佛、性信、順信、蓮位、顯智等，難以一一列舉。其高足是真佛，真佛上人是下野人，是真岡的城主大內國春的長子。被稱為“椎尾彌三郎春時”。他在父親國春死的時候，把家讓給弟弟國綱，在嘉祿元年［1225］十七歲的時候，投入親鸞的門下。據說，第二年親鸞在上州［上野］芳賀的柳島建立一個寺院，就是由大內氏糾集一族的力量助成，此即高田專修寺。親鸞聖人住在此寺，專門在東部傳教。真佛於正嘉二年［1258］三月圓寂，年五十歲。其弟子顯智繼承他的教法，住在高田，在他之後是專空。顯智上人是越後人，俗姓井東氏。安貞二年［1228］參謁親鸞聖人，受其傳授，後又隨從真佛上人。他在延慶三年［1310］四月圓寂，年八十五歲。專空上人，是大內國春之弟，國行的三子，所傳的事蹟，多怪誕不足為信。據說，從專空傳到定專，所謂“唯授一人口訣”的相承，從定專以後五傳而至中興真慧上人。

親鸞聖人滅後，門徒們相聚把他葬在大谷，文永九年［1272］，又把墓移到大谷的西麓，並建立了廟堂，覺信尼（嫁給了日野廣綱）與其子覺慧一塊住守此地。龜山天皇［1259—1274］詔賜此廟堂以“久遠實成阿彌陀本願寺”之號。當時親鸞聖人之子善鸞在大網。弘安三年［1280］，覺信尼召請善鸞之子如信為法嗣，掌管寺務。如信上人是善鸞的長子，延應元年［1239］生於大網，曾受親鸞聖人的面授口訣。他在主管大谷的寺務以後，因為與東部地方的關係很深，便讓覺慧留守大谷，再次回到大網，接著又叫覺慧之子覺如擔任法嗣。正安二年［1300］，如信於大網圓寂，年六十二歲。

第十二章　真宗的教義

淨土真宗的開祖親鸞聖人，是法然上人的一個門徒，因此，淨土真宗的教義本應與淨土宗各派一起進行說明，然而從本宗的教義、宗風以及現況來看，它有自己所獨特的、與淨土宗各派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在這裏特別把本宗的教相、宗心、起行、宗風的大致情況進行介紹。

在真宗的教相當中，分為聖淨相對和真假相對的二門。而在關於聖淨相對這一門中，又判釋為“二雙四重”。關於真假相對這一門中，又分出三願、三經、三機、三往生的區別，還分出三種教、行、信、證。現將這些名目表示如下：

二雙四重的判釋

以教、行、信、證四法來辨別淨土門的真假，如下：

親鸞聖人先立“教行信證”這一層的名目作為標準，然後又判釋教相，成立宗義，據此，為了廢聖道門而立淨土門，首先進行了“二雙四重”的判釋，還在所立的淨土門中，分出彌陀的三願的差別，釋迦的三經的區別，因為眾生有三機的不同，所以往生也有三類的不同，與此相應，教行信證也有三類：一種是摻雜上了諸行（要門）；一種是摻雜了“自力運心”[“自力運心”：也就是“自力回向”，即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眾生，使彼此共同“成佛”。]（真門）；這兩類的教行信證都出於釋迦佛陀的方便之教，因而是淨土假宗，不是淨土真宗，這是應當廢棄的；第三種是不摻雜諸行，又不摻雜自力運心，這種教行信證出於彌陀、釋迦的真實之教，這才是淨土真宗。就是說，淨土真宗在聖道門與淨土門之上，又加上了關於淨土真假兩門的廢立，然後成立本宗的教義。這是他們自稱“淨土真宗”的由來。

淨土真宗的教行信證的名目，不僅是判釋教相的標準，而且是安心的依據。真宗所說的安心，是依據陳述彌陀本願名號的《無量壽經》的教說，聽聞了關於本願名號的“起行”由來之後，所產生的深深的信仰。如果產生了這樣的信仰，就必然得到往生成佛的證果。這種信條，在彌陀的願文中稱為“至心信樂欲生”，在釋迦的願文中稱為“聞其名號信心歡喜”；在世親的《淨土論》中稱為“一心歸命”。總之，因為凡夫虛假不實，即使苦修歷練其身心，也畢竟不能自己栽植往生成佛的因種，而彌陀如來的本願名號，卻是往生成佛的因種已經得以成就的標幟，它表明，凡夫可以得到這種因種而達到往生成佛。過去我們沒有成佛，只是由於沒有聞信此名號。如果聞信此名號，作為佛的願力，在聞信時佛就轉給我們成佛的因種，因此，所謂聞信之時，是直接決定我們能夠實現成佛願望之事。有了這種信念，則無限的歡喜心也會常相續不斷。

安定信仰的要領既然如此，所以關於宣說“起行”的方面也與其他宗派大不一樣。大抵無論何種宗旨，在宣說“起行”的時候，都把“起行”作為自己成佛的因種。只有真宗以終生畢命為期，雖然需要五念門、五正行[五念門：淨土教所說的念阿彌陀佛的五種法門，即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觀察門、回向門。五正行：是誦讀正行、觀察正行、禮拜正行、稱名正行、讚歎供養正行。]等正行，但卻不把此當作自己成佛的因種，只是以此作為對無限佛恩的報答。按照宗義的序列，是教、行、信、證。所謂行，是捨棄雜行雜修的自力小行，而要彌陀他力的大行，在皈依這個大行的“信”的一念當中，已決定了往生淨土的證果，因而不是把“行”放在“證”之前，而是把“行”放在“信”之前。因此，本宗不願意以“信”後的“起行”比作成佛的因種，只是作為報謝佛恩而鼓勵人們修持。由於這個緣故，其宗風也不同於其他宗派，本宗不是根據佛教戒律來規定宗徒的儀式，也不是據此樹立宗風，而是僧俗一樣，在無戒無律之上建成宗規，只要履行世上普通的道義就滿意了。這可以說是深鑒於時機，又斟酌了宗意所產生的。

第十三章　真宗的分派和覺如、存覺二位上人

淨土真宗的分派，開始有高田專修寺派和大谷本願寺派兩個。高田派的創始者是真佛上人，他繼承親鸞聖人的法燈，以高田專修寺為中心，在關東諸國傳教，這樣師弟相承，自成一派；本願寺派，是親鸞聖人系統的人開創的，他們連續擔任大谷祖廟的留守職位，自從覺信以後，歷代住於此地，最後造成大谷派與高田派東西對峙的形勢。本願寺派到了近代，又分為東西兩派，其他再加上佛光寺、興正寺、錦織寺、毫攝寺、專照寺、證誠寺、誠照寺等派，即為現在真宗的十派。其中的專照寺、證誠寺、誠照寺三派，合稱為“越前三門徒”。在這些分派中，東西兩本願寺的分立是很久以後的事，所以將在後章再講。至於佛光寺派與興正寺派，它們的起源是一樣的，空性了源上人在正中年間［1324—1325年，後醍醐天皇］於山科建立興正寺，此即為兩派最早的起源。後來不久，又移到京都的澀谷，改稱佛光寺。了源上人以後經過八代到了經豪，他皈依本願寺的蓮如上人，改名為蓮教，而把佛光寺讓給其弟經譽管理，自己在山科的舊址另建一個寺院，仍用舊名“興正寺”。這就是關於佛光寺派與興正寺派分立的情況。關於越前三門徒各寺的建立年代及事蹟雖然不得其詳，但大抵都是從專照寺分出來的。專照寺之祖如導，繼承了真佛上人的法系，在覺如上人北上傳教的時候，他皈依覺如而成為他的門徒。毫攝寺大概也是在覺如上人時開創的，覺如的門徒乘專在丹波建立此寺，後來遷移到京都，請覺如之子善入為此寺住持，而到善入之子善智的時候，此寺作為“三門徒的本寺”遷到越前。至於錦織寺派，其所傳更加荒誕不足置信，但據說此派的法統是承繼受親鸞聖人面授的性信而來。但按照社會上的傳說，親鸞聖人被赦免流罪，從越後將歸京都的時候，建曆二年［1212］初在山科建立了興正寺，後來把此寺咐托給真佛上人，真佛上人又傳給荒木的源海；而錦織寺，是親鸞聖人從關東入京的時候，於嘉禎元年［1235］親自主持建造的；毫攝寺，是親鸞於天福元年［1233］在京都的出雲路創建的，後託付給其嫡子善鸞，以後又移建到越前，在此寺逐漸衰頹的時候，乘專再興，並請善入主持此寺。此外，在“三門徒”及毫攝寺等各派之間爭論哪是本寺、末寺的傳說雖然很多，但大部分是沒有根據和不足置信的。現在綜合各書所載，把其傳承關係製成如下圖表：

真宗的分派雖然如此之多，但到了本願寺的覺如以及其子存覺二上人時，佛光寺的明光、了源，錦織寺的愚咄、慈空等人，都皈依存覺上人，而乘專、如導等人也是出於覺如上人之門下，到越前去傳佈教說。因此，本願寺派的勢力驟然擴大了，可以說，所謂本願寺派的基礎實際在此時已經確立。

覺如上人，名叫宗昭，幼名光仙，生於文永七年［1270］十二月。父親覺慧，最初是真言宗的門徒，後來親自受教於親鸞聖人，擔任大谷的寺務。覺如上人是他的長子。覺如幼年登叡山，又轉到三井寺，十四歲到南都一乘院，十七歲得度出家。他私下期望真宗的興隆，於是逃出南都，到大谷拜謁如信上人，接受淨土教，第二年巡遊東國，歷訪親鸞聖人傳教的舊跡，回來後又研究淨土宗鎮西派、西山派的教義，而且學幸西的一念義教說。在此之前，其父覺慧購買大谷廟地之南的長樂寺後繼者良海的土地，得到不少隆寬傳教文書。覺慧在此地建立了房屋，讓其弟子唯善居住，此處稱北殿，覺慧所居則稱南殿。後來，唯善覬覦於廟堂寺務的職位，屢次設計與覺慧爭奪，因失敗退居東國。正安年間［1299—1300］，如信與覺慧圓寂，只有覺如上人住守大谷廟堂。他擔任法印權大僧都的職位。以後，本願寺的歷代都世襲此官位。覺如很愛好和歌，又潛心於研究真宗教義，能夠透徹地解釋許多親鸞聖人的真訣。可以說，他是真正掌握真宗教旨精髓的人。著有《口傳鈔》《改邪鈔》《執持鈔》《拾遺古德傳》等。他在正平六年［1351］正月圓寂，年八十二歲。覺如的門弟很多。他有數子，長子存覺，幼名光日，後改為興親、光顯等。存覺從父祖學到真宗的教旨，後又到南都及叡山，學習三乘一乘的精義。接著入青蓮院慈道的門下，後又成為日野俊光的養子，改名光玄，不久又改稱存覺。元亨年間［1321—1323］以後，覺如上人因故取消他的嫡子資格，決定以次子從覺為後嗣。存覺上人便到了佛光寺。此寺的明光、了源對他深為皈依，接受他的教誨。不久以後，錦織寺的愚咄等人盡力勸他們父子和好如初。在愚咄的法嗣慈空圓寂的時候，根據愚咄的請求讓存覺上人之子綱嚴做錦織寺的法嗣。此即慈觀。存覺上人後來在京都營建常樂臺。他的著作有《六要鈔》《淨土真要鈔》《顯名鈔》《存覺法語》等，都是真宗本派的重要典籍。存覺於應安六年［1373］二月八十四歲圓寂。

第二十六章　蓮如、真慧二位上人以及本願寺派與高田寺派的關係

淨土真宗本願寺第八祖蓮如上人，是存如上人的長子，名兼壽，幼名“布袋麿”或“幸亭麿”，六歲喪母，十七歲入青蓮院剃發出家，後來到南都大乘院學法相宗。他幼時就有興隆祖教之志，三十三歲時到關東訪親鸞聖人的遺跡，過了兩年又到北部地區。長祿元年［1457］，存如上人因病圓寂。蓮如上人的繼母想廢他而立次子應玄。他的叔父如乘當時在越前，聽說此事以後立即到達京都，立蓮如做繼承人。如乘是存如上人的幼弟。寬正元年［1460］，蓮如傳教很有進展，當日蓮宗發展到江州［今滋賀一帶］地方時，叡山的僧徒稱此教是“阿彌陀佛無礙光的邪義”[據佛教講，阿彌陀佛有十二光，其中的“無礙光”可以照破自然界及人們的貪瞋等一切障礙。書中引語是天台宗對淨土真宗攻擊的話。]，誹謗國神，排斥他宗，並以此為理由命令本願寺停止念佛，在金森和堅田的道場襲擊蓮如上人的弟子道西以及信奉者。雖然不久以後雙方得以和解，但到寬正六年［1465］蓮如上人在大谷建立日華門的時候，叡山徒眾更加憤慨，西塔的眾徒數百人，下來放火焚燒本願寺，並想發掘親鸞聖人的墳墓。越前的信徒，起而防禦，才使這一企圖未能實現。於是，蓮如上人與他的兩三個門徒一起奉著日蓮像逃到大津，投靠三井園城寺。這是因為三井寺與叡山有矛盾的緣故。在這個期間，蓮如上人常常往來於堅田與金森之間，大力傳教，後來到東國及攝河去巡遊。應仁二年［1468］再次回到近江，第二年在南部創立分院，此即近松顯證寺。文明三年［1471］四月，他心裏深有所思，飄然離開此地到達北陸地方，選擇越前吉崎某個地方，開闢荊棘，鏟平山地，初次在此建立寺院。此訊一經傳出，遠近各地，甚至遙遠的出羽、奧州［日本東北部的陸奧，今青森］等地，男女老幼相聚而來，人多若市，各寺主都在此寺旁邊建築房舍。蓮如於此地住了五年，盡力駁斥“秘事法門”[這是高田專修寺等派所主張的一種教儀。注重秘密傳授，所謂“唯授一人口訣”，說是古來表面傳佈的佛法，只是淺意，只有親鸞傳授給善鸞的才是深義。也稱作“內證講”“御藏門徒”“御杓子講”等。]的邪義，努力矯正誹謗諸宗、輕蔑諸神的流弊。當時的加賀國司富㭴政親，對於專修念佛的淨土真宗僧徒結黨對抗武士頗為憎惡，想藉故予以平定。文明六年［1474］，富㭴政親派人偷偷地放火燒毀了吉崎坊［寺舍］，並想殺害蓮如上人。據說這是採用了下間蓮崇[下間蓮崇(？—1499)：淨土真宗的僧侶，曾隨蓮如出家。富㭴政親和高田派一起壓迫本願寺門徒時，他擴大事端，致使吉崎坊受到襲擊。後被蓮如開除出教門。]的奸計。蓮如於文明八年［1476］八月，秘密地從吉崎逃到若狹，駕舟到達攝津，並且再到河內、紀伊等國化教；出口的光善寺、富田的教行寺、堺的信證院等，都在此時建成。文明十年［1478］正月，由於道西的勸請，他又到了江州，第二年在山城宇治的山科營建佛殿作為本寺，到文明十四年［1482］完全建成，此即松林山本願寺。過了七年，他把寺務委託給光兼（實如），自己住在南殿，在明應五年［1496］九月又在攝津石山建造分院作為退隱之所。此外，他在各地修建的寺院也很多。在這個期間，佛光寺的經豪、證誠寺的善鎮、錦織寺的勝慧等人，都來歸到他的門下。明應八年［1499］二月，他把自己的孩子召到病床旁邊，告訴創業之艱難，守成之重要的道理，二十五日，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入寂。他被稱為“本願寺的中興之祖”。大抵蓮如上人對人的教導，其言語平易而不艱深，使無知識之民都能透徹瞭解其教義的真意。他寂滅以後，其孫圓如，選出蓮如的遺書八十封，編為五帖，這就是所說的《御文》。此外還有《帖外御文》七十四封、《夏御文》《改悔文》等，雖然只是一些書信，但也是本宗派的重要教典。蓮如有二十七個兒女，其中男孩子十三人。他的門弟中幫他化教的也很多。長子光助（順如），比他早寂，其五子實如嗣其法位。

高田專修寺的中興者真慧上人，是與蓮如上人同時代的人。在親鸞聖人以後，東有專修寺，西有本願寺。因為真宗的根據地主要在東部，專修寺對大谷親鸞祖廟的興隆常常起主要的作用，然而自從覺如上人以後，在祖廟［本願寺］擔任留守的勢力逐漸增大，因而這兩寺之間逐漸產生衝突的傾向。在天下逐漸混亂，到處戰爭不絕的時候，在北方，蓮如上人的門徒發動了“真宗起義”［“一向一揆”］，而專修寺的僧徒卻與此相反，常與本願寺的僧徒爭奪勢力。真慧上人是專修寺的九代祖，定顯上人的長子。小時候離開寺院到常陸去，廣學淨土教的法門，在長祿二年［1458］二十五歲回到本寺，開始想到北方及京畿附近傳教，第二年離開下野而到達加賀、越前，經過近江，最後到了伊勢，在此居住了數年，道俗很多人皈依於他。他在寬正五年［1464］，定居於安藝的一身田這個地方，此年，定顯上人於下野圓寂，他把專修寺移到此地，作為本派的本寺。真慧於永正九年［1512］十月圓寂，年七十九歲。其著作有《顯正流義鈔》。還有《真慧上人御定》，是告誡其門徒的著述。其子應真，繼承他住持專修寺。

在此之前，加賀國司富㭴政親之妻，在其夫死後，改嫁真慧上人，明應元年［1492］生了一子，就是應真上人。開始，富㭴政親厭惡真宗念佛之徒，長亨年間［1487—1488］曾邀請將軍足利義尚想把他們一舉消滅。足利義尚命令越後、越中各地當局與政親合力殲滅真宗之徒。本願寺的僧徒聽說這個消息，乘援兵沒到的時機，擁戴著政親的祖父富㭴泰高，攻打政親所在的石川郡高尾城。泰高一向與政親不和，而且又信奉蓮如上人。延德元年［1489］六月，政親因陷入困境而自殺。武裝的真宗之徒，又驅逐泰高，把專修寺所屬寺院全部搗毀，以加賀作為本願寺的領地，進而奪取了越中、能登，接著又擁進越前。越前國司朝倉敏景，與專修寺的僧徒共同防戰，把本願寺的武裝信徒打敗。當時應真上人的異父兄，勸他進入越前，為先父收復加賀，兼報專修寺之仇；可是當他到達越前九頭龍川的邊界時，因感到力量不足而歸還。當時因為應真上人到越前，門徒以為本寺無住持之人，相謀擁立後土御門天皇的皇子常磐井宮主管本寺。此即真智上人。不久以後，應真上人因進軍不利而歸還，門徒間就此分成兩部分，或擁立應真，或擁立真智，互相爭奪繼承權，最後真智上人離開而到越前，另外創立專修寺。從此，高田專修寺也分成兩個，一個在一身田，從應真上人開始，經過堯惠、堯真、堯秀、堯朝、堯圓等人，一直傳到現在；而越前的專修寺，在德川幕府的寬永年間［1624—1644］，因訴訟失敗被毀，最後只剩下了一身田地方的一個本山了。關於真智上人及其以後的情況，都不清楚。

第二十七章　蓮如上人滅後的真宗及石山之戰和一向起義

親鸞上人的教化範圍雖然主要在東部地方，但後來真佛上人的後繼者們從顯智上人以來，很多人都在北方地區傳教，連本願寺派的覺如、存覺二位上人也都到越前去傳教，覺如上人之孫綽如上人，在越前的井波開創瑞泉寺，此外還有毫攝寺的移建及“三門徒”寺［專照寺，證誠寺，誠照寺］的鼎立等。接著，蓮如上人占居吉崎的坊舍［僧寺］，真慧上人也離開下野而到加越地方去說法，這樣一來，北部地方成了真宗勢力的永久中心；不過在蓮如上人掌握了教團的權勢以後，出現了高田專修寺與本願寺之間的衝突，開始了北部地區擾亂，這是意想不到的。

蓮如上人的長子順如先其父而死，蓮如寂後，由五子光兼繼承法位，此即實如上人。他的在北方的門徒，結黨從加賀擁入能登、越前，但被朝倉敏景和高田專修寺派的門徒所敗。由於這次失敗，和田（本覺寺）、藤島（超勝寺）等寺都因而被搗毀。這次紛亂，據說是由於超勝寺的實顯等人出於自私之心而發生的。大永五年［1525］二月，實如上人圓寂，其孫證如上人嗣後。他名光教，因年幼根據實如的遺命由實圓、蓮惇、蓮悟、蓮慶、顯誓等人輔助。當時正處於足利時代的末年［“戰國時期”］，天下紛亂，本願寺派在京畿地方，也往往捲入武士引起的紛亂。有的武將常常利用並挑動日蓮宗與淨土真宗各派的衝突。天文元年［1532］八月，六角定賴與日蓮宗僧徒襲擊了山科的本願寺，並放火燒毀。證如上人奉著親鸞祖像逃到大阪的別院。

弘治元年［1555］八月，證如圓寂，光佐繼承，此即顯如上人。自從蓮如上人一度大力擴張教團的勢力以後，經過實如、證如兩代，本願寺的勢力越益增大，各種法儀法式也逐漸完備，在證如以後，首次有所謂“攝家門跡”［即“准門跡”］義子的事情。顯如上人官至權僧正，在永祿二年［1559］，本願寺得以列位“准門跡”［比“門跡”低一級］，他升到正僧正的官位，其家司下間賴總，擔任“法眼”的職位，賴良和賴資擔任“法橋”的職位。這是設置“坊官”[“坊官”：即“僧寺之官”，指在位列“門跡”的寺內侍奉法主或法王的雜役長官，經管寺內一切寺務，上述“法眼”“法橋”，就是坊官。]職位的開始。第二年，又規定了十寺為“院家”[“院家”：據赤松俊秀等人著《真宗史概說》的敘述，本願寺派法主把寺院分為三等，即“院家”“內陣”“餘間”三等級。]，其他關於宗徒的等級、法衣的差別等制度，也多在此前後規定出來。永祿十年［1567］，顯如讓興正寺的證秀扶養他的第三子顯尊，將此寺提到“內陣”的一級，作為“脅門跡”，朝廷又敕贈證秀以“權僧正”官位。證秀即蓮秀之子，蓮教（經豪）之孫。

在此之前的永祿六年［1563］九月，參州發生一向起義。當時德川家康還在參州的岡崎，與織田信長講和，而與今川氏真相爭。德川家康的將領酒井正親，到處征糧，其使者佐崎進入上宮寺，突然把寺裏所藏粟米拿走。寺僧大怒，勝鬘寺、本證寺以及善秀寺（以上稱真宗在參州的三大寺），互相聯合，結徒眾幾千人，各自據守寺院。家康的家臣中信仰念佛宗的幾百人也離開家康進入寺內，此外如吉良義昭、荒川賴持、酒井忠尚、松平信次等人，也都據城回應，參州地方十分混亂。德川家康進行征伐，互有勝敗。第二年二月，雙方達成如下協議：保證起義黨徒的安全，原有領地照舊不動，赦免領導起義的首領，不毀壞寺院和遣散信徒。這樣才使此亂平息下去。

當時足利義輝被殺，織田信長擁戴足利義昭進入京都。朝倉義景、淺井長政、武田信玄、毛利元就以及三好氏的餘黨，都與信長相抗而爭奪霸業。顯如上人也與這些人勾結，與朝倉義景建立姻親關係，通過叡山的僧徒聯絡北方的江州，據守石山堅城，讓毛利氏在後面供糧，又與野田和福島地方的三好氏黨徒合作，還與紀州雜賀之族協力，屢次與織田信長的軍隊作戰。元龜元年［1570］九月，織田信長大舉進攻石山及野田、福島。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等人乘虛進入京都，想夾攻織田信長。信長大驚，倉皇解圍奔向江州阪本，招諭叡山徒眾幫助。山徒不應。大概從九月到十二月為止，兩方對陣攻戰，當時寒風凜冽，兵士疲倦，織田信長力量不支。顯如上人又向四方下達教書，命令宗徒斷絕織田信長的軍路。伊勢長島的真宗僧徒，也蜂起暴動，佔領北伊勢各地。織田信長的軍隊處境困難，最後由將軍足利義昭奉敕下令，才使雙方講和。

然而織田信長本來就不想和。他又藉故打敗江州和越前的軍隊。天正元年［1573］八月，朝倉義景、淺井長政一塊敗死，羽柴秀吉鎮守江州，讓降將桂田長俊據守越前。此後北方更加混亂，真宗徒眾又發動起義，殺死桂田長俊等人，擁戴下間築後為守護。暴動沒能平息，僧俗之間的攻伐，幾乎沒有寧靜之日。當時長島的真宗起義，也十分猖獗，屢次打敗織田信長的軍隊。天正二年［1574］九月，信長親自征討，真宗暴動僧徒因城中糧盡而降，信長詐許，埋伏軍隊把降眾皆殺死。第二年八月，織田信長轉而平定越前的暴亂。下間築後的軍隊被打敗，他本人被高田專修寺派門徒殺死。接著在天正四年［1576］四月，信長圍困石山，在天王寺列陣，第二年二月，他留下守將而自己率兵攻擊雜賀的真宗徒眾，鈴木孫市投降。此後，織田信長的軍隊與石山之兵相峙達四年之久，而信長還想攻略中國［日本本州西部］。因為大阪阻其通路，感到困難，於是，他派使者去講和。顯如上人對他懷疑，沒有答應。天正八年［1580］正月，信長請示朝廷，奉天皇（正親町）詔書，讓本願寺與信長講和。顯如上人在同年四月奉詔把城交給信長，自己退到紀州［紀伊］的鷺森。顯如的長子光壽不同意，想留下來，可是因為支持不住，乃於同年八月也離開此地到了紀伊。後來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織田信長被部將明智光秀殺死，第二年七月，顯如上人轉到泉州的貝塚，天正十三年［1585］八月，到達攝津的天滿。天正十九年［1591］正月，他又在京都堀川開闢寺地，於文祿元年［1592］十一月，建成了祖廟。這就是現在的本願寺。就在這個月中，顯如上人圓寂，年五十歲。光壽被立為法主，稱教如上人。

第四期　諸宗持續時代［1603—1867］

第一章　德川氏的寺家制度和崇傳長老

江戶幕府創立以後，由於德川氏對公家［朝廷］、寺家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京都佛教諸宗的大寺，雖然擁有美名和高位，但大多數已陷於衰頹的可悲境域，而與此同時，以江戶為中心，在武家［幕府］政治之下成立的新佛教，卻在關東地方迅速發展起來。德川氏的施政方針，嚴明上下秩序並嚴控其區域，防止互相侵犯，給公家以空名，而自己掌握實權，以此作子孫百年之計。從而，在佛教方面也逐漸對寺院的等級、位階的高下，以至於法衣法服，都制定出法制，使京都的佛教也和朝廷一樣，僅僅擁有空名，而其實權常為江戶佛教所擁有。天台宗的東叡山，淨土宗的增上寺等，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其他各宗宗門的事，都在“觸頭”的管轄之內，而本寺、本山的實力，大都十分微弱。

江戶佛教是怎樣興起的呢？開始，為了把京都的朝廷佛教轉到關東置於武家勢力之下，後來是想讓江戶的武家佛教對京都朝廷勢力起牽制作用，於是，江戶佛教得以興起。對此幫助最大的，是禪宗的崇傳和天台宗的天海二人。關於天海僧正參與政治的事蹟，現在雖然不得其詳，但知他很早就在常［常陸］、野［指上野、下野］一帶受到德川家康的眷遇，曾任叡山的“探題”職位，慶長十三年［1608］受命入駿府［在今靜岡］。此年，崇傳也到駿府。此年八月初，天海定出比叡山法度，慶長十七年［1612］，修建武藏的喜多院，作關東天台宗的中心。這是與叡山同格的本山，是上野[上野的寺院叫寬永寺，後來“東叡山”之號從喜多院遷移至此。]和日光山兩大寺的起源。日光山是天海僧正受德川家康的遺命建立起來的，後來以守澄法親王為法嗣，做日光山座主，據說是為了德川氏的利益而這樣謀劃的。大抵在德川幕府的時期最親近幕府的是淨土宗、天台宗、禪宗三派。淨土宗早就是德川氏歷代的“菩提所”[“菩提所”：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也稱為“香花院”“香華所”“香華寺”。]，天台宗自從天海以來是其“祈願所”[“祈願所”：原是據朝廷敕令建立的為皇室祈禱福德的寺院，後來幕府也建有這種寺院。]。而崇傳長老出於禪宗，在德川氏創業之際，他與力頗大，直到創立“寺社奉行”之前，他利用諸宗僧錄司，負責寺社的一切政治事務，並兼管外交文書和參與各種策劃，為牽制朝廷盡了很大力量。崇傳是一色昭具之孫，紀伊守秀勝之子，自小出家，屬於臨濟宗，是南禪寺的長老。慶長十三年，他到駿府謁見德川家康，受命主管各寺，與“京都所司代”[德川幕府時重要的地方官，其任務是守衛與監視朝廷和西國諸大名。]板倉勝重一起處理諸事。慶長十五年，他受命在駿府建立金地院，後來在京都南禪寺也建立金地院。這大概有監視朝廷的意思。包括公家法度在內的各種宮廷和公卿的文書，很多都出於崇傳長老之手。其他如比叡山法度（慶長十三年［1608］）、關東古義派真言宗法度（慶長十四年［1609］）、高野山法度、曹洞宗法度（慶長十七年［1622］）、興福寺法度（同上）、七大寺法度（同上）、關東天台宗法度（慶長十八年［1623］）、智積院法度（同上）、關東新義派真言宗法度（同上）、五山十刹諸山法度（元和元年［1615］）、淨土宗法度（同上）、淨土宗西山派法度（同上）、真言宗法度，此外的永平寺、知恩院、增上寺等法度，無一不是出自崇傳長老之手，像武家法度的草案據說也是由他執筆。在大阪兩軍對陣之際，崇傳常常侍奉德川家康，來往於兩方之間。在元和元年［1615］，仿效足利氏的舊制，他被任命為諸寺的僧錄職位，在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去世的時候，他與本多正純［家康的謀臣］一起被召床邊伺候，據說接受了秘密的遺言。元和五年［1619］，他在江戶受賜土地，在增上寺旁建立金地院，寬永三年［1626］，敕賜他“圓照本光國師”封號。崇傳於寬永十年一月，壽六十五歲而寂。最嶽元良（正宗大興國師）繼承他住金地院，寬永十二年［1635］五月繼崇傳長老任僧錄職務；同年十一月，堀市正（利重）首任“寺社奉行”。此後關於寺社的事務，全由“寺社奉行”決定。

德川氏在攻佔了大阪，即所謂“元和偃武”[1615年（元和元年），德川家康消滅了據守在大阪擁護豐臣氏的勢力，統一了日本，史稱“元和偃武”。]以後，一方面謀劃控制諸侯的方法，而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公家和寺家，趁人心厭亂思治的時機，大興文教，發出文武兩個法令[1615年，德川幕府發佈《武家法度（13條）》《禁中及公家法度（17條）》。]，特別是對於公家、寺家，讓他們專心注意文教。這樣做的結果，到了元祿年間［1688—1703］、享保年間［1716—1736］之時，佛教界的學者名師四方輩出。因此德川時代二百六十餘年間的佛教，以將軍德川綱吉這一代作為頂點，可由此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德川幕府的初期，首先制定了公家佛教的制度，明確了“門跡”“院家”以下的等級；門跡有“宮門跡”“攝家門跡”和“准門跡”的區別；禁止濫授僧位僧官，規定執奏各宗僧官升進的廷臣，嚴格晉級的法規；對一山一寺都頒發法度使他們遵守，本山和本寺統攝所屬的寺僧，對僧侶獎勵其所學所修。臨濟宗五山派由金地院管轄。淨土宗由增上寺統轄關東諸寺。天台宗由日光山門主統攝全宗。曹洞宗有“關三寺”與“府內三寺”之別。真宗的東西兩派各有“輪番”，真言宗的學侶、行人、聖方等，則有“在番”[“輪番”“在番”與下面講的“觸頭”是同樣職務的不同叫法，此外，臨濟宗與曹洞宗稱此職為“僧錄”，淨土宗稱之為“役者”。]，其他直至普化宗、修驗道，都有“觸頭”住在江戶，把幕府的政令下達到其所統攝的寺院僧侶。這些制度和法令，大概在慶長以後的元和、寬永年間［1615—1644］逐漸製成，元祿年間［1688—1703］前後，體制已經完備，此後施行的法令，都以前例為准。

因此在德川幕府時期，小至一寺一山，大到一派一宗，其所遵循的法規、修行的階段、僧階的晉級、法衣的等差，都有一定的規則，十分整齊，而其所據，都是古例、古程式。此外，佛教被作為鎮壓天主教的手段，以致掌管“宗門戶口簿”，佛法已成為死法，僧侶逐漸耽於安逸。在元祿年間［1688—1703］前後，諸宗陸續產生了一些非凡的高僧，與此同時，隆盛一到頂點反而顯出腐敗徵兆。德川幕府於享保七年［1722］命令佛教諸宗，警戒在宗旨和做法上面有不適宜的地方，而且制定了條目，讓“觸頭”下達到各寺；此後在天明八年［1788］，又由“寺社奉行”嚴誡僧侶不守清規，違犯戒律；接著在寬政十一年［1799］又發佈整飭寺院法令；文政十二年［1829］，第四次制定監督諸寺諸僧的不守法的規則。可是都沒有收到什麼效果，直到明治維新。

第十四章　東西兩本願寺的分立及其學黌

淨土真宗在顯如上人從大阪退到鷺森以後，得到豐臣秀吉的許可，在京都的西六條創建本願寺，文祿元年［1592］顯如上人圓寂，由長子光壽嗣後，此即教如上人。然而在這之前顯如上人從大阪退出的時候，唯獨光壽心中不滿，私下策劃重新興起。顯如對於他違背朝廷敕命非常氣憤，決定立少子光昭。因此顯如寂後，雙方為此發生爭論。母親如春尼，一向喜歡光昭，且和豐臣秀吉熟識，受豐臣秀吉的旨意，廢光壽而立光昭，此即准如上人。光壽不得已而退隱到堀川旁邊居住。世上稱他為“裏門跡”。（一說是，顯如上人在後來已赦光壽之罪，而再次立他為法嗣。又有人說，並非如此。）

慶長五年［1600］，在石田三成與上杉景勝東西呼應要討伐德川家康的時候，光壽和光昭都離開京都要到江戶謁見德川家康。石田三成等人加以攔阻。光昭從三州岡崎回到京都，但是光壽卻不聽石田三成的勸阻。西軍[指擁戴在京都的豐臣秀賴的石田三成等人的軍隊。京都在江戶（東京）之西，故稱“西軍”。]在關原之戰中失敗，石田三成等人被殺，在這個時候，德川家康很喜歡光壽的意向，於慶長七年［1602］二月給予光壽寺院用地，讓他在京都東七條建立佛閣影堂，以安置親鸞祖像。此即為東本願寺（所謂大谷派）。從此，本願寺才有東西之別。據說，德川家康的本意是用這個方法來分裂本願寺的勢力。此後兩寺之間的敵視日益嚴重，衝突不斷。從正德年間［1711—1716］、享保年間［1716—1736］到文化年間［1804—1818］、文政年間［1818—1830］以後，在兩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奪末寺［基層寺院］的紛爭。

儘管如此，但由於受到德川氏興隆文教政策的影響，兩個本願寺也掀起了興學之風，特別注重對宗義和教典的研究，連西本願寺的寂如上人，也親自講授《教行信證》等書，讓人來聽。西本願寺早就有關於學黌［學校］的制度和設施，專門研究宗義和教典奧義，其規模之盛大，遠非其他各宗所能比。西本願寺的學黌在寬永十五年［1638］開始創立，當時的良如上人把學黌創設在本寺的境內，到了承應元年［1652］又把學黌移到興正寺之南。這時由延壽寺的月感與學頭西吟爭論宗義正邪所引起的紛亂不易制止，幕府便下令廢除學黌。然而到元祿八年［1695］，又在東中筋花屋町的地方營建了規模更大的學黌，並改稱為“學林”。此後雖然有遷移、改建和制度條例的變更，但學林直到明治時代仍然維持下來沒有頹廢。想來建設學黌的本意，是適應研究宗義和教典的需要，然而自創立以來，有時由於發生宗義紛爭，不可免的有中止休講的事。此外的關於建立歷年夏季安居的制度、召集派內徒弟、開設講席等事情，直到現在仍然與過去一樣。其教職制度，開始時僅設置能化一人，由於河內出口的光善寺的准玄創立學黌有功，被提拔首任此職，後來西吟、知空、若霖、法霖、義教、功存相繼擔任此職，他們被稱為本寺的“六代能化”。智洞接替功存擔任此職，因為主張“三業安心”的邪義，被革職，而在智洞以後，因害怕再發生關於“安心”的惑亂，所以到文政七年［1824］，廢除了能化一人之制，設置勸學（六人）、司教（十人）、助教（五十人），得業（無定員）的學階。在這些勸學和司教之中，有很多傑出者，除上述六能化以外，特別著名的有智暹、僧樸、僧鎔、慧雲、柔遠、道隱、大瀛、僧睿、曇龍、環中等人，隨著這些名師的陸續出現，對於宗義的研究更加盛行，同時也逐漸產生了學派，有所謂空華派、越中派、堺派、龍華派等。其系統如下：

東本願寺比西本願寺後幾十年才設立學黌。因為東本願寺是在慶長年間［1596—1615］新成立的，所以在當時的各種制度和事業方面，都不可能走在西本恩寺的前面。東本願寺創立學黌的年代雖然不詳，但是可以把寬文年間［1661—1673］在本寺的涉成園（或叫枳殼邸）創立學舍當作本寺興學的開端。當時的國法是不允許隨便創立學校的，因而在移建築紫觀世音寺的講堂時，又接受了它的“學寮”名稱，把它作為東本願寺的學寮。寶曆四年［1754］（創立後的十餘年），把它移到高倉街，又建築了講堂、經館、書庫、宿舍等，文政年間擴建，在舊學黌之西增設了新講堂、新宿舍。此後因為火災，曾改建了數次，但學寮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學寮，也以研究宗義和教典為目的，同時還兼學俱舍、唯識、天台、華嚴之學。在以後還制定了夏安居的制度，從寶歷年間［1751—1761］以後設立了春秋二期講席，聽任派內子弟入學聽講，可是因為以宗義和教典作為主講，以其他作為副講，所以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千餘人。最初的教制，以講師一人為固定成員。擔任第一代講師的，是京都西福寺的住持慧空。在創立學寮當中有功勞的，有了海、噫慶、樹心、慧空等人。其中以慧空的才學最高，在享保元年被當時的法主光性上人提升為講師。寬保三年［1743］，又設置嗣講、擬講；規定任教者的學階有講師、嗣講、擬講；學生的學階有寮司、擬寮司、平席，此外又設置了奉行、監寮、上首、知事等工作人員的級別，使掌管庶務。東本願寺學寮的盛況，碩學湧現之多，也不下於西本願寺。現將歷任講師列表如下：

以上是從享保元年［1716］到慶應四年［1868］一百三十二年間交替的講師，到了明治年間［1868—1912］雖也有幾名任講師職的，這裏從略。

第十五章　兩本願寺的宗義糾紛

雖然宗徒之間發生糾紛靠幕府裁決的事在各宗都不少，但其大部分是關於寺院門跡制度等方面的，至於因宗門教義的則很少。東西本願寺在設立學黌以後，因宗徒在宗義上發生爭論而訴之於官府的事件，前後卻達數次之多。第一次糾紛在承應年間［發生在1653年］由西本願寺門徒月感引起；以後，在寬政、享和年間［1801—1803］由西本願寺門徒功存、智洞引起的糾紛是第二次；嘉永年間［1848—1854］由東本願寺門徒頓成引起的糾紛是第三次，這三次是最主要的，其他關於宗意安心[關於真宗的“安心”問題，參閱第三期第十二章。簡言之，遵從宗祖的教說則為“安心”，否則就是“邪義”“異安心”。當時真宗內部關於“安心”問題的爭論是學林派與非學林派的鬥爭。]的糾紛雖然仍有很多，但都沒有達到請官府裁決的地步。這些紛爭的產生，是學黌設立以來盛行研究宗義的結果。

當初西吟被提拔擔任能化職位時，肥後［熊本］延壽寺的僧侶月感誣告西吟的主張是邪說，並具書呈本寺。法主良如上人責備了兩人的過失，並勸他們和好。月感不聽。當時興正寺的准秀，也私下裏幫助月感，並且與贊岐［今香川］高松侯有所策劃。於是事態逐漸擴大，最後本願寺和興正寺的兩位上人共同到江戶接受幕府裁決。幕府最後下令毀棄西本願寺的學黌，把准秀流放到越後今町，把月感流放到出雲玉造。此時是明曆元年［1655］。後來月感遇赦回到故鄉，轉到東本願寺。

在關於安心異義的糾紛中被稱為最大的糾紛，是西本願寺所謂的“三業惑亂”[“三業惑亂”：功存著《願生歸命辨》，主張“三業歸命”，智洞又對此加以發展，由此引起非學林派的反對，這種紛爭被稱為“三業惑亂”。三業，即身、口、意，歸命即“南無”，此特指皈依彌陀之意，“願生”即“願生淨土”。他們主張，既然在“意”中信賴彌陀，願往生，那麼就應有敬禮等“身業”和稱名念佛等“口業”，此即“三業歸命”或“三業安心”。這與親鸞的“一念歸命”（也稱為“一心歸命”“信心為本”，或“一念發起平生業成”）的專以“信念”作為“往生淨土”依據的教說發生衝突，故被斥為“異安心”“邪義”。]。所謂“三業惑亂”，是由功存發起的，而到智洞時達到頂點。功存是越前人，道心素堅，行儀嚴正，經常以親身行為啟導後進。當時在越前有宣導所謂“不憑秘事”的邪義教說，妄說在他力真宗當中不能有歸佛的思想。功存為了駁斥這種邪說，寫了《願生歸命辨》，大力主張“三業歸命”之說。這就是所謂“三業安心”。因為功存的“三業安心”雖看到邪徒偏離正道，但卻不知自己也陷於極端，所以詰難他的人很多，陸續地產生了《疑問六條》《興複記》《歸命本願決》《正偽辨》《正偽後篇》《抉腹篇》等書。然而功存在明和六年［1769］擔任能化之職，掌握本寺學林全權以來，內擁法主，外通官府，能在十年喧囂的駁論聲中保全職位。寬政八年［1796］，功存去世。第二年，智洞繼承能化職務。智洞是美濃人，智略才學皆超過功存。他在就職那年，於學林內宣講《無量壽經》，繼承功存的觀點，主張“三業安心”之說。儘管各地群起反對，但智洞依仗他的才學智略，而且下麵又有義霜、大魯、正運等八名傑出弟子，還極力迷惑本寺的任職者，後來竟把起來反抗的人統統逮捕，決心要使真宗的教旨發生一個大的變革。然而由於道隱、大瀛二人，特別是大瀛的努力，使智洞的目的沒能達到，大瀛最初寫了十六條質疑給學林，又著述《金剛錍》三卷，措詞深刻，能暴露出智洞邪說要害，對是非的判斷已近於決定。此時學林的壓制，反而助長了各地反抗的氣焰，他們或是闖入本山（西本願寺），或是向地方領主控訴。幕府雖然向西本願寺下達鎮撫之令，但西本願寺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最後把此事上訴二條城官府。於是，兩派的首領被召到二條城，讓他們對面辯論，後來幕府又把他們調到江戶審問，下令把智洞及其徒義霜等人處以流罪或是驅逐出去，這樣，事情才平定下來。此時是文化三年［1806］。從《願生歸命辨》開始問世到此時共四十三年，從智洞把紛爭擴大至此時也經過了十年。真宗本來就是以“一念歸命”的他力信心作為從開祖親鸞以來宗義的核心的。智洞從權勢利益的目的出發，私斷宗義，違背祖訓和師（僧樸）說，因任職關係採用功存的教說，力陳“三業安心”之說。這是這次糾紛的主要原因。

在東本願寺創立學寮以後雖然也發生多次關於“安心”論的論爭，但請政府來裁決是非則是由頓成主張異義而引起的。頓成是能登人，天保年間［1830—1844］主張“機深心自力說”[“機深心”也寫作“機深信”或“信機”，“機”，即佛教所說的“機根”。真宗主張，個人的身、口、意三業屬於“自力”，但作為深信彌陀、願生淨土的“信機”則屬於“他力”。這一“信機”是“往生淨土”的決定因素。頓成的主張與此衝突，故被斥為“邪義”。]。弘化四年［1847］，法主光勝上人讓大含、德龍、澄玄、宣成等人命他糾正。頓成寫了悔過書，但不久，頓成又秘密地賄賂本寺的任職者，讓他們退回悔過書，再次主張原來的觀點。學寮和各地信徒為此發生騷擾。幕府召喚講師靈暀、嗣講澄玄、觀月詢問宗義，並命令東本願寺判定頓成所主張的異義。法主又再次讓德龍、靈暀、義讓、秀存等人找頓成進行查問，但頓成已經決心主張邪義。於是，幕府把頓成關進牢獄，接著又處以墨刑遊街四日。直到明治維新以後，根據大赦令，頓成才被赦回故鄉。但是他仍然心懷不滿，在明治時期依然不停地宣導異義，為此曾前後兩次受到東本願寺的處罰。頓成於明治二十年［1887］以九十三歲去世。

第二十一章　增上寺和兩本願寺關於宗名的爭論

江戶幕府的政策，是讓僧侶陷於關於位階和寺祿的爭鬥之中，從德川幕府成立到其末年為止，除了天台宗安樂院派和日蓮宗不受不施派的興起，以及真宗關於“安心”問題的紛爭以外，很多紛爭是與教理和宗教的本義沒有關係的，只不過是爭權奪利罷了。像這樣的糾紛，各宗各派都有，特別以東西兩本願寺的衝突為最，其他如興正寺與西本願寺之爭，高野山學侶、行人及聖方之爭，臨濟宗的大德寺和妙心寺與“五山派”之爭，興福寺的一乘院與二乘院之爭，曹洞宗的總持寺與永平寺之爭，也全屬於這一類。這些糾紛畢竟是發生在一宗內部，並且大部分是由於計較權力而發生的，唯獨淨土宗和真宗關於宗名的爭論，是發生在兩宗之間；事情似乎很小，但有必要簡單地談談其經過。

親鸞聖人雖然出自法然上人的門下，但就淨土門的教相來說，他對“三願”“三經”“三機”“三往生”辨別了真假[參看本書第三期第十二章。]，組織了教義，親自以“淨土真宗”或“真宗”作為本宗的名稱。“一向宗”“本願寺宗”“門徒宗”等稱法，本來都是俗稱，而不是宗徒自己稱呼的。然而到德川氏制定由僧侶管理戶籍，每年對各戶確定改宗狀況，個人的轉籍需具有寺院證書這樣一種制度時，首先就必須調查每個人所皈依的宗門，從而確定宗門名稱就是必要的。可是過去各個地方在公文、宗門簿、寺院證書上所用的宗名是不統一的。有時就有濫用“一向宗”等俗稱的。安永三年［1774］八月，由兩本願寺以及專修寺、佛光寺等向幕府提出請求：要向各大名公佈，從今以後在一切公文當中使用固定的宗名，必須記載淨土真宗的本名。當時的“寺社奉行”松平忠濟向寬永寺和增上寺徵求意見：是否可以採納？增上寺立即表示反對，以為：“淨土真宗本是我家的宗名，如果公開允許本願寺等寺用這個名稱，這不僅使兩家的宗名相混淆，而且最後使德川氏歷代所皈依的本宗，成為所謂淨土偽宗了。”他們以後小松天皇賜給黑谷金戒光明寺的“淨土真宗最初門”敕額和後陽成天皇賜給增上寺的“武藏國豐島郡增上寺為敕願所，須開真宗玄行，奉祈寶祚無疆丹棘也”[原文系漢文。]的御詔作為根據，主張真宗之名只能歸淨土宗所有。然而兩本願寺等寺與之對抗，向幕府強烈申訴說，“凡是宗名都是以開山祖的命名作為本來名稱，而法然上人自己以‘淨土宗’三字命名，其他如聖光、善慧等人也都用這三字的名稱，未曾聽說在親鸞聖人以外有用‘淨土真宗’的四字名稱的，因此毫無疑問，‘淨土真宗’本來就是我家的宗號”；並依據龜山天皇在文永九年［1272］賜給的“久遠實成阿彌陀本願寺”名稱的御旨中的“親鸞聖人，開淨土真宗，引導風俗”和其他一些證據，如後醍醐、後水尾、後柏原諸天皇的御筆文書及幕府過去發佈的佈告、命令數十種，說明增上寺非議的無理。可是到了安永四年［1775］十一月，老中田沼意次讓寺社奉行太田資言私下裏告訴增上寺說，自今以後，本願寺等寺的宗名在公文上應稱為一向宗。兩本願寺一聽這消息非常吃驚，再次向幕府上訴，但長期推延不得解決。安永六年［1777］二月，朝廷以“正在審理云云”的敕諭，撤銷兩方的申訴，但幕府和諸藩在公文上，很多地方仍用“一向宗”的名稱；而在江戶的增上寺、鐮倉的光明寺，忽然掛出“淨土真宗”的新額，其他淨土宗的寺院，亦在門前建立“淨土真宗”的標牌。

在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恰恰西本願寺發生了“三業惑亂”，因此它不敢再向幕府請願，只有東本願寺等，仍要求幕府早日裁決。這樣的事情，一直延續了十餘年。天明七年［1787］，德川家齊繼承將軍的職位，松平忠信擔任老中，在這個時候，德本寺的頓朗、宗恩寺的大旭、光圓寺的寶景（以上三寺在江戶的淺草）三人，要趁此機會誓死達到多年的宿願。寬政元年［1789］三月，幕府召請東本願寺的執事僧［“役僧”］和大旭、頓朗、寶景三人，告訴他們，此事難以從速解決，暫時恢復舊例，應待幕府制定命令。並且把此意告訴西本願寺和淨土宗的增上寺。後來，根據輪王寺宮的話，決定擱置三萬日。現在真宗的宗名，實際是到明治五年［1872］才得到正式承認的。

第五期　明治維新以後的佛教［1868—1898］

第一章　明治初年的狀況

在德川幕府後期，神儒二道的學者鼓吹神國思想，結果於四方紛紛興起高唱勤王大義者；嘉永六年[原書作“嘉永二年”，疑為嘉永六年之誤。]［1853］美國佩理來日本請求通商貿易，幕府的處理不當，更加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因此，使大將軍德川慶喜最後奉還大政，開始了王政維新的序幕。

德川幕府時期的佛教，從規定“改宗”制度以後，神儒二道亦歸它管轄，無論貴賤上下，全由佛教統一人心，僧侶衣食有餘，受到社會的尊敬；但是他們除了爭奪僧官、僧位的高下和寺院、殿堂的壯麗之外，幾乎全不把教義放在心上。這樣，就使佛教沉淪於衰敗的境遇之中。神儒二道之徒，很久以來就對佛教所處的地位和僧侶毫無作為而徒事尊榮奢侈的行為表示憎惡。這時，他們看到所鼓吹的思想即將實現，王政復古的大業已經開始，便發起了“廢佛毀釋”，並把它作為“尊王攘夷”的餘波，將佛教當作“夷狄之教法”，甚至連儒道也當作“外教”，不免給以部分的排斥。

明治天皇即位後，就在明治元年［1868］頒佈了“神佛分離令”，禁止社僧［神社中的佛僧］擔任別當之職，把還俗叫作“歸正”，命令“宮門跡”還俗復飾，在政府八省之外設置神祇官，接著在明治二年［1869］九月，又設置宣教使擔任宣佈大教[大教：指宣揚皇統神聖、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之任；明治三年［1870］正月，下達宣佈大教的詔書，明確政教合一的制度。其文曰：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於上，風俗美於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汙隆，道有顯晦矣。今也天運迴圈，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之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眾庶，其體此旨。[原文系漢文。]

四月，又把宣教使作為博士，分正、權、大、中、小的區別，而且命各地的知事、參事親自擔任宣佈大教之職，如果是由官員以外的人掌握宣教職務，則根據他的人品任為參事或“屬准席”。明治四年［1871］八月，廢神祇官，改設神祇省，以省的長官、神祇伯作大臣，並且斷絕政治與佛教的關係，廢除敕願所和敕修法會，把宮廷內部的佛像遷移到泉湧寺的恭明宮，停止御所、門跡、院家、院室之號，還沒收一切寺院領地；在明治五年［1872］八月以後，又廢除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驗道這樣的所屬不明的宗派全部廢除；此後，僧侶只是一般的職業，命令他們稱姓氏；解除官府關於食肉、帶妻、蓄發的禁令；廢除關於女人結界[比叡山、高野山曾規定，禁止女人進入道場，為此所劃定的界限則稱之為女人結界。]的制度；允許各地隨便合併寺院，除總本山之外，廢除一切無施主、無住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缽；明治七年，還曾禁止火葬。這樣一來，使各縣任意毀壞寺院到毫無忌憚的地步。

此時，原幕府寺社奉行所執掌的事務，僅由民部省的寺院寮來管理。但大教的宣佈並未收到顯著的效果，曾打算編制教典，最後並沒有成功，因此在明治五年三月，又廢除神祇省而設置教部省，把祭典、祀典事務全部移交式部寮，而把關於宣教的事務，都移到教部省，同年四月，又頒佈三條教則，使國民知道其所歸向。

“第一條

一、應體敬神愛國之旨；

第二條

一、應明天理人道；

第三條

一、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並且設置十四級教導職，擔當宣佈之任。（八月，在七級以下各設置“試補”之職。）這十四級是：一、大教正；二、權大教正；三、中教正；四、權中教正；五、少教正；六、權少教正；七、大講義；八、權大講義；九、中講義；十、權中講義；十一、少講義；十二、權少講義；十三、訓導；十四、權訓導。

因為神道神社和佛教各宗從來就有氏子[當地神社的信徒，稱為該神社的氏子，所謂受當地保護神保佑的人。]和檀信徒，都權宜地授以教導之職；同年六月，在各宗設置“教導職管長”，使其統轄全宗；十一月，又制定一宗一管長制（包括天台、真言、淨土、禪、真宗、日蓮、時宗）；明治七年［1874］，禁止非教導職的人擔任寺院住持。明治五年［1872］五月，佛教各宗上書政府，要求創立神佛合併教院，教育學生，體念三條教則之旨，而且傳授西方各國文化，以培養合格的“教導職”人才。這個建議得到批准。首先在東京［原江戶］紀尾井町（紀州邸）創立大教院，以後又移到芝的增上寺（明治六年［1873］被放火燒毀）。此外，讓各地按照大教院的樣式設立中教院，各宗寺院一概作小教院。明治六年二月，教部省以訓令向教導職管長頒佈了“十一個題目”，命令傳達到全國的教導人員，讓大講義以下、權少講義以上，每月把其中一題的講演錄上交教部省。這十一個題目是：

一、神德皇恩之說；二、人魂不死之說；三、天神造化之說；四、顯幽分界之說；五、愛國之說；六、神祭之說；七、鎮魂之說；八、君臣之說；九、父子之說；十、夫婦之說；十一、大祓[大祓：日本神道教於每年六月、十二月末日舉行的祭神儀式，以“消災增福”。祓：謂祓除半年的“罪”。]之說。

在大教院、中教院所祀奉的，是天之御中主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和皇祖天照大神這四神[這是根據《古事記》或《日本書紀》所祭奉的四個神。所謂“天之御中主神”、“高皇產靈神”（也作“高御產巢日神”）、“神皇產靈神”（也作“神產巢日神”）是“天地形成之時”的“造化神”。“天照大神”是太陽神，據說是個女神，被當作日本天皇的神祖。]；佛教各宗只要不違背三條教則，允許宣講互相混合的教義，但因為擔任教導職的人員原來不是局限於神佛二教教徒，所以明治六年二月，政府特別讓地方推薦適合擔任此職的人才。這樣一來，比起設置神祇官、神祇省的時候，僧侶多少有了些地位，往往既是僧侶，又兼任教部省的屬員，但作為佛教教義的本色，已經滅絕難見了。雖有“僧”之名，但外貌一如俗人，或衣冠束帶［“神官”裝束］於神前拍手，或身穿袈裟、法衣親手供雞魚於神前，他們之間彼此以文明開化相誇，但其異態奇觀，轉而使有志者產生“難望恢復法教”之歎。

西本願寺於明治五年［1872］一月派遣門徒梅上澤融、島地默雷、赤松連城等人到歐洲。島地默雷等到那裏看到外國的宗教狀況以後，對那裏的宗教興盛感到驚奇，覺悟宗教對國家存在的重要意義，回國途中又遊歷了印度各地。回國以後就興致勃勃地大唱“神佛二教分離說”，屢次上書教部省，申訴他的主張。政府不得已採納了他的主張。於是，明治八年［1875］五月，廢除大教院，在各宗分別設置學林、學校；明治十年［1877］，政府廢除教部省，將其事務移到內務省社寺局。

第二章　社寺局設置以後的狀況

明治九年［1876］，天皇賜給真宗開祖親鸞聖人以“見真大師”諡號，在設置社寺局以後，又先後賜給曹洞宗的開祖道元禪師以“承陽大師”（明治十三年［1880］）、真宗中興之祖蓮如上人以“慧燈大師”（明治十五年［1882］）、泉湧寺之祖俊芿上人以“月輪大師”（明治十六年［1883］）、天台宗真盛派之祖真盛上人以“慈攝大師”（同上）的諡號。在這個期間，還有日蓮宗不受不施派、日蓮宗不受不施講門派、真宗興正寺派、真宗出雲路寺派、真宗誠照寺派、天台宗真盛派的分立，華嚴宗和法相宗的獨立，淨土真宗名稱的正式得到承認，以及真宗大谷派（東本願寺）、本願寺派（西本願寺）、高田派（專修寺）、真言宗新義派的派名的得到承認。明治十八年［1885］，恢復了門跡稱號，明治三十一年［1898］，又有日蓮宗各派改稱派名的事。

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政府下令廢除教導職，規定委派神道教、佛教各派管長的檔。其文如下：

自今以後廢除神佛教之教導職，有關任免寺院住持、升降教師等級之事，均由各宗管長任之，茲規定各項條件如下：

第一條　禁止各宗妄唱分合，或在宗派之間製造糾紛。

第二條　管長，神道教各派應定為一人，佛教各宗應定為一人。但由於需要，神道教可數派聯合定管長一人，佛教各派可設置管長一人。

第三條　選定管長的規則由神佛二教各自根據其教規宗則決定，而經內務卿承認後施行之。

第四條　管長根據其立教開宗之旨，制定下列各項條規，報請內務卿認可。（有關神道條規，從略。）

一、宗制。

二、寺法。

三、規定擔任僧侶和教師之資格、稱號。

四、任免寺院住持及升降教師等級事。

五、屬於寺院古文書、寶物、用品之保管類。

第五條　佛教管長，各依宗制，調查古來任宗派長者之名稱，經內務卿批准後，可用以稱之。

這樣，各宗才規定了宗制、寺法。這是各宗設置管長的開始。

明治時期流行的佛教宗派，共有十二個。

一、法相宗（以奈良興福寺為本山）

二、華嚴宗（以奈良東大寺為本山）

三、天台宗（總本山是比叡山延曆寺。以安樂律院、空也堂極樂院、修驗寺院、地神盲僧寺院為支部。此外，天台宗真盛派以西教寺為本山，置管長。）

四、真言宗（有古義、新義二派。以東寺為總本山，下有十一個大本山。）

五、融通念佛宗（以大念佛寺為總本山，下有四個中本山。）

六、淨土宗（以京都知恩院為總本山，有四大本山。此外，西山派有四個總本山，管長輪流任職，任期一年。）

七、臨濟宗（有相國寺、建仁寺、南禪寺、妙心寺、天龍寺、建長寺、東福寺、大德寺、圓覺寺、永源寺十派。各設有管長。）

八、曹洞宗（以永平寺、總持寺為大本山，由兩位貫首，以一年為期輪流任管長之職。）

九、真宗（有本願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興正寺派、錦織寺派、毫攝寺派，以及專照寺、誠照寺、證誠寺、三門徒派，共十一派。各設有管長。）

十、日蓮宗（日蓮宗以身延山為總本山。此外有本門宗、法華宗、顯本法華宗、本門法華宗、本妙法華宗、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講門派等七派。各設有管長。）

十一、時宗（以藤澤的清淨光寺為本山。）

十二、黃檗宗（以宇治的萬福寺為本山。）

自從宗制、寺法制定以後，各宗的制度也大體完備，各宗各派都在本山推戴管長；天台宗管長稱“座主”（從探題中選舉，任期七年）；真言宗稱為“長者”（由大本山住持交替任職，任期二年）；曹洞宗稱為“貫首”，真宗除世襲管長外，其他由末寺選任；淨土宗、日蓮宗等，以四大本山等住持作為候選人。各宗都在東京設置本山的支所［辦事機構］，地方上大都分有教區，設置教務所，分選舉區域選舉議員，各宗大事全由議會協助解決。各宗議會每年召開一次，或三五年召開一次，議員一般都稱為“會眾”（本願寺派本願寺）或“贊眾”（大谷派本願寺），但很多派只單稱為“議員”，此外，真宗大谷派還另設有“上局會議”。日蓮宗則有甲乙兩部的議員，其半數由管長推薦。在教育方面，各宗劃分教育區域，設立學校，多的如曹洞宗，設了三十個中學林，而天台宗則僅設東西兩個學校。淨土宗分本校與分校，其分校稱為“教區學校”，本校叫“專門學院”（在京都）、“高等學院”（在東京），或稱為“大學”；其他如東西真宗、曹洞宗，也都設有一所大學（稱“大學林”，或單稱“大學”）。天台宗，東西各有一個大學，真言宗新義派（在東京），古義派（在高野山）也各有一個大學林。日蓮宗有一個大檀林（在東京）。另外，真言宗、曹洞宗都各自設有高等中學林，真宗大谷派設有高倉學寮。除上述以外，為了講習布教的需要而設置“教導講習院”的，有淨土宗和真宗大谷派，至於其他小宗派，很多只是有一個小學舍而已。禪宗另有“專門道場”，曹洞宗又分別設立“本山僧堂”與“認可僧堂”。

明治四年［1871］，東西真宗辭掉了下間氏[下間氏：歷代掌握本願寺的財務等俗務的姓氏，世襲“坊官”職，由堂眾中選拔。]等的俗職，施行了改革。從明治初年到明治三十年［1897］為止，經常發生曹洞宗永平寺與總持寺關於分離的紛爭。真言宗的新義派與古義派的關於事相、教相的爭論，始終難使一宗和洽起來。淨土宗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二十二年［1889］，有關於知恩院的改革以及輪換管長的爭論。在近年，真宗大谷派的改革和日蓮宗關於“四個格言”問題都引起了紛爭。

從各宗各派的宗制、寺法來看，法規文字之優美，制度之完善，似乎已無遺漏，但其行動難及其什一者，比比皆是。一方面，學術知識的進步日益給佛教帶來一些理論上和歷史上的難題；另一方面，整個社會道德的墮落，不能不使人痛心不已。明治二十二年憲法的公佈，確定了信教自由政策，此時，政府對外教的態度自然要發生變化，以後宗教界即將出現危機；在這種時候，佛教徒仍然晏然自如、貪得無厭地追逐名利，以致使人發出“遊民無用”之歎。佛教史的這一新時期，只得寫於本書最後。佛教史在第四期以後，特別到第五時期，真是使人感歎不已。（全書完）

作者略傳

村上專精博士，兵庫縣冰上郡船城村野山人，號“天愛癡人”“不住”，後號“舟山”。父野山教覺寺廣崎宗鎧，母松原氏。生於嘉永四年［1851］四月二日，六歲誦淨土三部經，不久從柿芝町行雲寺岡村波州受《大學》《中庸》，又從兵庫縣天田郡野花村教念寺矢野乾明、播州姬路善教寺結誠義導等修漢學。明治四年［1871］二十一歲時，入新潟縣北蒲原郡水原町無為信寺武田行忠講師之門，學唯識，在越後前後四年。明治七年［1874］四月到愛知縣碧海郡重原村萬福寺，五月入京都大谷派高倉學寮，因學寮發生紛擾，未幾復歸萬福寺。明治八年為愛知縣寶飯郡御馬村入覺寺村上界雄之養子，第二年繼同寺席位。明治十年［1877］春，從雲英晃耀學《因明大疏》。十三年［1880］一月三十歲時，入京都教師學校，第二年七月，於高倉學寮結業，十五年［1882］五月，被任為“副講”，講授《唯識述記》。十七年三月，成為五等教師，七月，任越中高岡教校長，第二年四月辭任，在三河豐川妙嚴寺講《因明大疏》《成唯識論》及《唯識二十論述記》等。二十年［1887］一月，受聘任東京“曹洞宗大學林”講師，九月，任哲學館特約講師，第二年三月升為四等教師。二十二年［1889］三月於神田區今川小路創辦佛教講話所，六月發行月刊《佛教講話集》雜誌，從事傳教。第二年一月，著《日本佛教一貫論》，七月任淺草大谷教校長，九月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特約講師，講授印度哲學，時年四十歲。二十年［1887］十一月著《因明學全書》，二十五年［1892］升為三等教師，又任淨土宗本校特約講師。二十六年［1893］補任“擬講”。二十七年［1894］四月，與境野哲海、鷲尾順敬等發行《佛教史林》月刊，開佛教史研究之端。七月，大谷教學校改稱第二中學寮，任第二中學寮長。二十九年［1896］，興起大谷派本願寺改革之論，因參與此論議，第二年一月被削去學銜及教職。八月，著《大日本佛教史》和《日漢佛教年契》。三十年［1897］復職，任東京真宗中學校長。翌年八月，任侍講，在淺草本願寺為法嗣大谷光演和大谷瑩亮講本宗及外宗教典。九月著《日本佛教史綱》二卷。翌年三月獲文學博士學位。三十四年［1901］七月，因發刊《佛教統一論》第一編《大綱論》觸犯大谷派本願寺忌諱，十月，遂自動脫離僧籍，發表“予脫離真宗大谷派僧籍”的聲明書。翌年任早稻田大學特約講師。三十六年［1903］著《佛教統一論》第二編《原理論》，著《大乘佛說論批判》，十一月創刊《同朋》月刊。三十八年［1905年］著《佛教統一論》第三編《佛陀論》。同年三月，創辦東洋高等女子學校，致力於婦女教育。四十三年［1910］二月創辦《人道講話》月刊。大正六年［1917］十一月，六十七歲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主持印度哲學講座。十二月，敘從五位。七年三月敕任帝國學士院會員。九年［1920］著《佛教論理學》。六月敘正五位。翌年十一月著《真宗全史》。十二年［1923］三月，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七月，敕授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銜。十三年［1924］一月由大谷派本願寺獲講師稱號，十四年五月被尊為耆宿，八月敘從四位。十五年［1926］三月，與辻善之助、鷲尾順敬等編《明治維新神佛分離史料》五卷，五月任大谷大學校長。昭和二年［1927］七月，著《佛教統一論》第四編《實踐論》二卷。三年十一月敘勳四等，賜瑞寶章。四年［1929］七月，著《我觀真宗》。九月臥病，十月三十日補任僧正，又以特旨敘正四位，三十一日去世，行年七十有九，諡“香嚴院”。十一月一日追任權大僧正，葬雜司谷塋域。

村上博士所著除前記外，尚有《佛教道德新論》《佛教三大宗摘要》各一卷，《文類聚鈔百二十題抉擇記》二卷，《佛教忠孝編》《真俗二諦辨》《村上博士佛教講演集》《女子教育管見》《自省錄》《自信錄》《女性訓》《教理和實踐》《誠之道》《佛教概論》《通俗修養論》《實踐修身講話》各一卷，《女子修身啟蒙》四卷，《六十一年》《一切經的由來》《道元和親鸞》《成功的時機》《大乘起信論講話》《人生之路》《和平的宗教》《親鸞的開宗》《愚禿鈔的愚禿草》《真宗的面目在那邊嗎》《隨想錄》《科注大乘起信論》《科注原人論》《大乘起信論達意》《俱舍論達意》《真宗要領》《安心立命談》《佛教因果理法論》《佛教倫理》《立志論》各一卷（以上已出版）；還有手稿本：《印度佛教史》三卷、《中國佛教系統論》九卷、《日本佛教發達史》十一卷、《佛教唯心論》五卷、《大乘論》四卷、《佛教概論》四卷、《禪宗史》三卷、《德川時代史》二卷等。

（本文由作者的兒子村上龍英起草）

書名：日本佛教史綱

作者：村上專精

譯者：楊曾文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22-06-01